韩非子《五蠹》解读
韩非子《五蠹》中说：“古时候，人们不用努力做事就足以供养生活，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之间没有争取。现在的情况与当时不同，人民多而财物缺少，费尽劳力做事还不够供给吃用，所以会产生争取。尧统治天下的时候，生活极其简朴，现在就是一个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身带领人们干活，现在虽是一个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苦了。古人轻易地辞掉天子不做，其实不是由于他们的品德高尚，而是由于天子的权势单薄；今天的人重视争取官位，依托权门其实不是由于他们品德卑贱，而是由于当官的权势很重。所以，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斟酌权势的轻重来采取措施，因此刑罚轻不能算善良，刑法重不能算残酷，不过结合当时人情风俗行事。所以政事随着时期的发展而发展，措施也要合适已变化了的政事。”
这一段话，表现了韩非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与时俱进”。时期在发展，人们的生活、心理、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也在产生着改变。古时候文王实施仁政使得古戎屈服，徐偃王实行仁义的统治却被楚国灭亡；舜派人手拿盾牌和大斧对着苗人舞蹈使得苗人降服，对共工氏舞蹈却会惨遭失败。因而可知，不同情况下实行一样的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先人的做法在当时获得了出色的成效，但是未必适用于现今的社会。统治者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与要求，制定不同的政治政策，来使天下得到治理。
韩非子说：“孔子算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品行，宣扬正道，可是天下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并且真正信仰而服侍他的人不过七十个。真正看重仁义的人还是少数，真正实行义的人还是很难得。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严格履行刑罚。实施刑罚越重越好，而且不随便变更，令人们有所畏惧；国家的法令越统一越固定越好，令人们都知道。所以君主实行奖赏不随便改变，履行刑罚也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赐与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谴责，这样一来，不管品德好还是品德坏的人，都会尽气力为国家办事了。”
这段话，表现了韩非子对儒家思想的排挤。他认为用所谓的仁义思想来教育人民，只能感化一小部份人，其实不能到达使全民归顺的政治目的。而作为统治者，单纯的善良与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将法律放在首位，依照法律治理人民，实行强权政治。只要有功的人就进行奖赏，只要有过的人就进行惩罚。人们本来就畏惧权势，再加上以法律为重的治国方针，便会规范自己的行动，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韩非子严厉批评了纵横家，他认为这些游说之士只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而危害国家利益，是“五蠹”之一。为了使国家不成为战乱的牺牲品，应把重点放在整理国内的政治上面，即用法律治理国家，增加财富的积累，坚守城池。而不是听取纵横家口中那些必将亡国的连横合纵的计划。我非常赞同韩非子的观点，连横与合纵只是权宜之计，实行不好还会加速灭亡。修明内政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有效策略。
韩非子在《五蠹》一篇中提到了品行与法律存在的矛盾。“一个人，由于有功劳授与他爵位，却又鄙视他做官；由于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由于他不肯做官才冷淡他，却又推重他不羡慕世俗名利；由于它违背了法律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英勇。该斥责的和刑罚的，履行起来如此相互矛盾，所以国家的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在这一段话里韩非再次强调了“仁义品行之说”对治理国家酿成的阻碍，而最后提出来的“五蠹”当中的两种：儒学家和游侠实际都是这类矛盾的产物。他们依仗君主对其品行的赞美而胡作非为，扰乱政治。其实我觉得不能将罪名加在这两类人身上，问题的本源在于君主。如果君主依法治国，摒弃名声与品行的影响，完全依照刑罚来对人进行评判，那末这两种人自然会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韩非子还提及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的矛盾。“人民所认为的正确的计谋，总是寻求安全的利益而避开危险和贫困。前进就要被敌人杀死，退却又要受军法判罪，真是太危险了，人们怎样回避呢？他们争着去为私家服务而求免除兵役，免除兵役就能够阔别战争，阔别战争就可以安全。”“五蠹”中的“回避兵役的人”就是这类矛盾的产物。回避兵役是人们出于自己利益斟酌的正常心理，但却对国家不利。因此作为统治者，要制定法律来嘉奖耕战的人，惩罚这些回避兵役不依法行事的人。
“五蠹”中提到的最后一种人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通过金钱买来官爵，使自己的地位提高。韩非子认为他们助长了社会上行贿托情的风气，地位乃至高于从事耕战的人，使得社会上正直的人减少，对治理国家很不利。一样，君主也要制定惩罚措施，压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构成国家良好的风气。
总而言之，从韩非的角度看来，治理国家首先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嘉奖与惩罚措施，以后谢绝纵横家的荒诞言论，以修明内政为主要努力方向；再次应当摒弃品行与名声，完全依照法律评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他相应的社会地位；最后要严厉的责罚那些投机取巧、扰乱社会风气的人，构成国家的良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