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冷冷清清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领神会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构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类上海文明。
一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常常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便他们其实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近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自豪、会盘算、伶牙俐齿、自由涣散、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忱、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吝啬、自私、赶时兴、浮滑、好标新创新、琐碎，世庸俗……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常常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其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甚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堵不堪又处处讲求。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贫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产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样了？要比钱吗？我估计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甚么可自豪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很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无赖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甚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因而，上海人堕入了一种没法自拔的为难。这类为难远不是自本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为难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为难，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也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甚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奢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由于上海古名华亭。明朝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初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朝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迹。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和谐，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样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精神早已沉醉很深，但他其实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单单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叙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其实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途经南京时专门去造访更着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理。以后又与另一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知识份子来讲已跨进了一道很光荣的门槛，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总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越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惟。不久，他竟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本来》，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雅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其实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惟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遭到皇帝重用。《几何本来》刊行20年后，他居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取得了那末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特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但是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朝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斟酌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着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挺地划过上海滩，它曾是充分显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久长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依然善于数学。她所哺养的几个女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做徐光启发真个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定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暗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竟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巨人怎样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本来》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大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一个自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开放确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非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东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食粮，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历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调和，不太温柔。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说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肮脏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愈来愈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一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依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堕入了这类闹腾当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爆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出现；另外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聚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相继，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班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昼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奇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羞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羞辱了吗？你也能够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走向现代的出发点，但是，哪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突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非常的农村气力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肮脏，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类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构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遭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这类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产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晓得了依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隐模糊约地领悟到民主、人性、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经不起对照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鄙弃。这类鄙弃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产生的同时，更具意味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纭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由于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报告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固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辩，上海人终究把城墙撤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不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堵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完全地切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也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浑厚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牢牢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形。或许是一种自慰吧，无妨姑妄听之。
或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点。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包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讲，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牾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时间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期过去了，这类心态的改进性遗传仍然散见处处。这类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甚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类心态在上海被冲洗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他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适用一个厨房或厕所，相互间的摩擦和争吵却很频繁，由于各家都要保住本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其实不表现为忍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忍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入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也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公道性，承认到可以相互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到达的忍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何要忍让？由于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取。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出发点。为何可以“各管各”？由于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条件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很多喜欢议论他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嫌弃的一种弊端。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分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他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尚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甚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衣饰遭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甚么不好”、“牛崽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便难看透顶也与他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能够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他人“商议”，或去迎战他人的“商议”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相互眺望一下可以，干嘛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屡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类争辩大多是北方假定的。上海人即便被“商议”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玩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类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常常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类观念的低层次显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协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类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甚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惊讶他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类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久长而又恳切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其实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其实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末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外一座城市或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次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格、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遭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社》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肠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实的艺术表示了恳切的热情，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或许是徐光启的《几何本来》余脉尚存，或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求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模样。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头脑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惋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其实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谊的虔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样也搞不起来，由于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末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奢华宾馆，由于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能够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很多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很多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类事有时产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线路，取道之精，恰似一名军事学家在选择攻击险径。车上的这类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痛。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产生之频繁，上海极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类计较，一大半出自对本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宣泄，即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宣泄才会感到本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坠。没有让他们去研究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样办呢？去参加智力比赛，年纪已太大；去参加赌博，申明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针锋相对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心相印。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本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应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时间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熔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类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动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获得实质性进展，取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获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点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奇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份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很是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都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坐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点。
上海文明的另外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寻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历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惧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整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便低微如他们，也勇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很多外国侨民住着，终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理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计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张。
北方很多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仿佛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论是哪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类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便在没有开放的时期，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便当时几近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其实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骚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甚么宣扬，不知怎样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本来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居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着名荒谬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很多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喝彩，其间肯定有很多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当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无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其实不具有国际性的文化寻求，但长时间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长此以往，最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停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便在“文革”骚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程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类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分之一，虽然他们在其他很多方面很是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点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其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类文明其实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显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类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奇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力？他们的靠山仿佛很多，但每座都有点模糊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头脑的梦想，拖着踉蹡的脚步。好像有没有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华也在浑身冲动，因而，他们堕入了真实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本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甚么风，捧甚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聆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盈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晓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甚么？整座城市堕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勇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着名的城市差！”这类鼓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堵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奇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剂。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份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华和骚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整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时间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顾问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味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类整体角色，即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适合的岗位还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首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俯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势。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甚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怨言来消遣。怨言也仅止于怨言，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破釜沉舟。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采。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灵，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市井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其实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实的幽默，由于他们不具有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因而，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入的悲和深入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很是暗淡。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当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辟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类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担，对生命体验的暗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末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使是遭到全国嫌弃的那份自负气，也只是上海人对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实的强者也有一份自负，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气力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行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虽然不失精致，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因而，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气力，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惋惜，讽刺上海人的锋铓，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良、重组一统。对此，胸怀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其实不全部儿翻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公道走向，应当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雄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类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久只是一个拥堵的职()员市场，永久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末，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历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导，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导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球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何多了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期。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痛。